生命，與生命之間，總是以各種形式，或深或淺，互相連結。
這些年來，我親眼目睹／感受來到我面前的青少年和家長總在經驗各自的，以及親子共同的困頓、沮喪、焦躁與憂慮。那些情緒在我們三方共處的空間流淌著，不劇烈，不刺眼。更多時候，那些情緒只是以一些細微的互動和眼神表情，悄悄洩漏在我們共處的空間。我總是盡量保持一種清醒，以讓我在那個空間能感知這組互動在訴說著如何的關係狀態和質地。
這樣三方共處的空間，是聖類思的家庭面談。透過親子互動與對話，我感知並讀取親子關係質地的時間大約是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近來，我有時會想，如果能把自己在面談時的工作方法，細緻一點地寫出來，或者能有助於家長們在孩子真正拒／懼學之前，就能嗅聞出那些滲入日常的抗拒／畏懼上學的訊息。那些訊息，通常來處是——冷漠的眼神和姿態、突然紊亂的作息、不安躁動的情緒、身體知覺或體態的失衡，或是某些時候彷彿凍結一般，說不出口的沉默。
我想到一個例子，來自一位母親清醒的感知力。
週四晚上，我們如常進行著「個人自學協作」的家庭團體。一位剛加入團體幾次的母親緩緩地說起陪伴女兒的那些日子。
母親說：國三那年，她開始發現孩子夜裡難以成眠，長時間醒著，會在半夜吞下一大堆食物，體態在短時間內有大幅的改變。母親沒有以青春期的紊亂或孩子一時的失序來安置作為母親的不安；她知道孩子在原來的路徑上有了難以往前的困卡，孩子應該是生病了。
那份屬於母親的「警覺」和「知道」，不是來自醫療診斷（當然後來還是看了醫生，還是被名之為「青少年憂鬰」）；是一種母親在孩子反覆的日常行為中，逐漸凝聚而來的感覺。她說那時看著孩子，一邊擔心，一邊在腦中時不時浮現新聞裡決意結束自己生命的孩子。那些影像在她的感知邊界游移。
她沒有太多猶豫地辭去了工作。她繼續說，那時候心裡只有一個想法：「我的孩子沒有升學，只有國中畢業沒關係，我只希望她重新回到健康快樂的生活。」
一年多來，女孩的作息與飲食慢慢穩定下來。白天，她開始能夠在沒有母親陪伴的情況下，自己外出運動。那些看似微小的改變，像細小的水流重新找到可以流動的渠道。
這位母親的話，我想到今年二月下旬的開學日，我親眼目睹的那個瞬間。那個瞬間沉沉地置放在我心底。
年假後的開學日，早上七點多，我走過社區中庭，與兩位員警和兩位穿著看似醫護人員者錯身而過。社區大門外，救護車、警車，各一輛縱列；社區警衛、主委，還有好幾位我無法分辨身份者焦急站立，大家眼神戒備，一致地沒有對話。這個瞬間，大家等候的是一位縱身結束生命的小五女童可能有機會獲救的訊息；大家戒備的是可以齊一心力做點什麼的可能行動速度。
之後，我常常會想：我們是否有可能，在更早之前——在那些孩子還只是稍微抗拒、畏懼、混亂、沉默、退縮的時候——就已經能夠嗅聞到，那股尚未成形的痛苦氣息？
我再深思，因為尚未成形，那不是一種可以被明確指認的危機訊號，那可能會是在生活邊緣逐漸聚集的陰霾。它無法名之，但會以各種形式，緩慢地鑽進孩子生活的各個面向和角落。最終，它會長大，甚至成為複數的「它們」，巨大地卡在孩子原來可以流動的心緒裡。
想要幫助一個人的時候，我們無法預測每個行動後果。任何行動都要有試錯的勇氣和想像。我想說的是，在行動之前，我們還有另一個可以練習和培養的對生活和人的情緒有深刻感知的能力。這樣的感知力，來自更內在的個人欲望——想更細緻地去愛、去關切眼前這個人。因為想更細緻地去愛和關切眼前的這個人，我們會願意以全身心去鍛造一種清醒，這樣的清醒可以清楚地辨認眼前那些細微的變化，去感覺一個生命正在承受的重量，還有尚未被說出，或者當事人也說不清的生活軌跡。
這樣的清醒，不必成為必然要做到的壓力。因為作為一個人，我們也需要允許自己——感到困惑，感到害怕，感到不足，甚至感到遲疑。因為唯有如此，我們對自己也能有這樣的清醒。這樣的清醒，能暫時免於錯失仍在發出求救／求助訊息的時刻。那些訊息，不只來自眼前我們關切著、愛著的人，也會來自我們自己。
